东直门医院里，一个身穿蓝白相间病号服的身影缓缓向病房走去，在医院中这本该是稀松平常的事情。

　　但是因为她当时的身份和工作，却又变得不那么平常，引得医务人员纷纷猜测，她到底是为什么才来到的医院。

　　而她在医院的原因也不是普通的发烧感冒、劳累过度，而是因为她为了尽快研究出青蒿素加快实验进程“以身试药”，造成的肝中毒。

　　现如今，提起屠呦呦这个名字，大家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现在的她被人熟知，是因为在屠呦呦是对青蒿素研究的领头人物，是诺贝尔医学奖的获得者。

　　而在当时，尽管她已经有十几年的研究院工作经历，中西医功底也颇受同时认可，但是在职称上也仅仅是一名实习研究员。

　　由于她出色的工作经历和扎实的基本功，在1969年1月的一天被“523项目组”工作人员亲自找到了研究所。

　　20世纪60年代初，全球疟疾严重，却又正值美越交战时期，也就是在我国近乎全部科研项目都受到影响的特殊时期。

　　为了支援抗美援朝战线上的同志，我国汇集了全国的科研力量，共同研制抗疟药物。所以当项目组来找到屠呦呦时，所有人都吓了一跳，但是在明白事情原委后，又很快平静下来。

　　当即在中医研究院成立科研组，课题组组长由在当时还是实习研究员的屠呦呦担任。39岁的屠呦呦临危受命，接下了这个无论是对于她还是国家都十分重大的挑战。

　　同一年，屠呦呦的丈夫李延钊因为工作问题需要下放云南，而屠呦呦因为参与“523项目”则需要去到海南工作。

　　这不仅让原本夫妻俩准备好的将远在宁波的小女儿接来的计划耽搁，因为工作原因也不得不将大女儿送去寄养，而她将全身心投入到科研中做当中。

　　为了“造福人类”的这件事，不光屠呦呦本人做出了贡献，她的家庭也为此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但是，因为屠呦呦平时一直潜心做研究，对于生活和家庭上的事一向不拘小节，一直以来都是丈夫李延钊管的多些。

　　对于这次下放云南和屠呦呦分开，他也是一直不放心，将生活上的大小事项事无巨细的安排好，甚至将注意事项写在纸上，一遍遍的交代好妻子才安心前往云南工作。

　　屠呦呦十分清楚这次任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于是暗自下定决心，绝对不负国家重托，竭尽全力完成此次任务。

　　屠呦呦开始广泛收集整理中国历代的医学书籍，并查阅群众献方，咨询专家学者，在短短三个多月的时间，她就搜集了包含口服外用、植物、动物、矿物药品等方面的二千余种中药剂量。

　　她又在此基础上再次进行精选编辑，编纂出《疟疾单秘验方集》交到了“523”办公室，在这其中就包含后来治疗疟疾所用的青蒿素中的青蒿。

　　但是实验刚开始不久，屠呦呦就遇到了难题，这就是青蒿对疟疾的抑制率并不高。

　　虽然面临的困难多且艰，但是屠呦呦并未放弃对青蒿的研究。她再一次的投入到了对古籍书的翻阅整理中。

　　就在她翻来覆去寻找古代医籍对青蒿的记载时，出自《肘后备急方》中的两句话引起了屠呦呦的主意。

　　《肘后备急方》所记载的青蒿提取方法是将浸泡后的青蒿挤出汁服用以治疗疟疾，这与屠呦呦带领的科研组所用的传统中药的煎服用法截然不同。

　　“那是不是证明，青蒿里的有效成分是忌高温的呢，那这样是不是可以乙醚来提取呢？”屠呦呦有了想法之后便召集团队开始进行实验。

　　但是屠呦呦在科研中一向是严谨又细致的，她不光考虑到了提取温度，同时还考虑到了药用部分的问题。因此在考虑温度的基础上，药材原料的选择上也十分重要。

　　在一次次分部分对原料选择的实验中，结果表明在根、叶子中，叶子的实验效果更好些，于是药用部分便选择叶子。

　　在经历了百余次的实验后，终于在第191次实验中提取出的青蒿素，达到了对鼠疟原虫的百分之百的抑制率。

　　屠呦呦领导的科研组，采用乙醚低温提取的方法于1972年11月8日成功得到了抗疟有效单体化合物青蒿素。这时的屠呦呦才在青蒿素的研究上取得了第一步成果。

　　而用乙醚低温提取的方法也为分布在全国的“523项目组”打开了新的大门，形成了新的局面。

　　1972年夏天，正当人们对青蒿素的临床效果充满期待时，后续的个别动物实验又出现了状况。

　　为了确保临床病人的安全，研究组又开展了人体探路试服试验。此时的情况万分紧急，必须抓紧实验。

　　因为疟疾是一种季节性的疾病，如果此时错过发病季节，那么研究就得再等一年，这对病人、对科研组、对国家的损失都是巨大的。

　　但是对于如何开展接下来的人体实验，科研组同事之间又引起了争议。最终还是屠呦呦一锤定音：“第一批试验者由我带头，还有人参加吗？”

　　最终，在屠呦呦的带动下，岳凤先和朗先林两名科研组也跟随她一同参加了试验。

　　在当时的情况下，以身试药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举动，现先前对狗的疟疾试验中，就曾出现过中毒情况。

　　屠呦呦此番以身试药，如果也出现中毒的情况，将对身体造成永久性的伤害。当时身为研究药学的专家的屠呦呦对于这些风险心知肚明。

　　1972年的7月，盛夏时节，屠呦呦躺在东直门医院的病床上。窗外微风吹进病房，看着病房外阳光灿烂，屠呦呦平静地服下了随身携带的实验用药。

　　而屠呦呦之所以能如此平静，除了她作为“523项目”的课题组长，是青蒿素乙醚提取的发现者，还有她为科学献身的精神，以及对自己和科研组的绝对自信。

　　幸运的是，屠呦呦在内的三名科研组成员在医院为期一周的试药观察后并未发现这类药物对人体有毒副作用。这同时也证明了青蒿素可以投入临床试验了。

　　1973年8月，第一次使用的青蒿素抗疟疾片剂被生产出来，再确认无毒性之后，实验人员在海南的疟疾病区进行了临床验证。

　　在临床观察中，五例恶疟性的实验，只有一例有效，两例效果不明显，两例无效。这无疑给了屠呦呦及科研组当头一棒。

　　在前期实验中百试百灵的青蒿素却在第一次的临床试验中效果并不显著，这其中有什么原因，哪里出了纰漏，这使屠呦呦又陷入迷茫之中。

　　于是，科研组再次进行分析实验，经过多次实验，屠呦呦发现了问题所在，错并不在青蒿素药品本身，而是药品的制作方法。

　　幸运的是，这次的胶囊对三个患者都有效。在患者的体温在服药后的31个小时内均恢复正常。这也证实了青蒿素对疟疾的抑制性在实验阶段没有出错。

　　虽然新药的研制成功十分令人振奋，但是，屠呦呦的身体却在长时间的研究和一次次多到数不清的实验中垮了下来。

　　在丈夫李延钊的坚持下，屠呦呦终于到医院做了检查。报告显示她的肝功能异常。

　　不过由于当时还不具有良好的生活环境，而且浸泡器皿的质量也不合格，在万不得已的前提下，她们所采用的都是专门腌制咸菜的大酱缸。

　　但是，用于浸泡青蒿的乙醚会挥发，据屠呦呦丈夫李延钊回忆，那时的屠呦呦每天工作回家身上都是酒精的味道。就这样，屠呦呦在长期工作中得了中毒性肝炎。

　　因为她的病情的严重程度，被医生要求必须要住院。但是，住院没多久，身体刚有些好转的屠呦呦便吵着要出院，继续她的科研项目。

　　于是在主治医生的反复叮嘱下，屠呦呦在丈夫李延钊的陪同下出院回家。出院时，医生要求她在家静养一年，但是出院的第二天，屠呦呦就又回到了研究院。

　　头痛，发烧，牙龈、鼻子出血，还有身体出红疹等症状，这也表明了这些组员都不同程度的中毒了。

　　只是屠呦呦的症状更加厉害些，因为她在人体试验时为了更好的得出实验数据，服用的药是别人的一倍。

　　科研组集体工伤，使人不得不对这群科研工作者的敬佩之情愈加浓烈。但是好在，青蒿素的研发成功给了他们内心最大的宽慰，同时也给世界人民的健康带来了希望。

　　1981年，世界卫生组织召开青蒿素及其衍生物学术讨论会，屠呦呦及其团队也代表中国参加了此次会议，并且在会议中进行发言。

　　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中，充分地肯定了青蒿素以及衍生物的抗疟作用，并希望中国学者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共同研发这类化学物质。

　　青蒿素走出国门的道路是曲折的，直到1990年，世界三大药品公司之一的诺华公司与中国达成合作，青蒿素才真正走出国门，迈向了国际市场。

　　直到2015年，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消息从瑞典卡洛琳斯卡学院传出，这位为造福人类做出巨大贡献的学者才被人熟知。

　　这一年，屠呦呦已然八十五岁高龄，从1972年开始，屠呦呦为青蒿素抗疟药物的研发已经贡献了四十三个韶华光阴。

　　在1972年盛夏躺下医院病床上，以身试药用自己的身体直接感受药性的屠呦呦，并不知道她在2015年12月10日瑞典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举办的颁奖晚会上，会收获属于她的荣誉。那时的她，一心科研，只为研究出抗疟药物，丝毫不管任何头衔与荣誉。

　　屠呦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获得，是我国科学界迄今得到的最大殊荣。但她也觉得，奖项的取得，并不仅仅是对自己本人的肯定，更是对整个523项目队伍的肯定。

　　诺贝尔奖项的获得对于屠呦呦而言并没有产生什么改变，她仍旧是那个在工作中认真、踏实、甘愿坐冷板凳的科研人员，仍旧是对祖国对人民对科研怀揣热爱的屠呦呦。

　　屠呦呦对于青蒿素的研究从未止步，“既然得到了新药，就要物尽其用，既然已经证明了它不仅抗疟还有其他作用，那就要为人类健康作为大的贡献。”

　　青蒿素的研究永不落幕，屠呦呦的精神也将永久流传，激励着所有中华儿女致力中国发展，推动中国在国际发展中更加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