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急于派遣更多专家，穿上军装，佩戴军衔，随美军地面部队进入德国腹地，加紧搜寻他们感兴趣的所有专家。

　　当苏联红军占领其主管的波兰波森细菌研究所时，库尔特·布洛梅几近完成一种黑死病武器的研究。

　　在中世纪欧洲，从1347年至1353年，曾残暴夺走2500万人性命，高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1/3。

　　而瓦尔特·施莱伯“犯下的罪行，最触目惊心罪行，是将静脉注射致命苯酚引入集中营”。

　　施莱伯负责大量与第三帝国医学项目有关的“卫生工作”，在这些“卫生工作”中，不计其数的受害者成为所谓“帝国医学研究”的牺牲品。

　　其中充斥着鲜血淋漓的细节，包括黄热病实验、黄疸病实验、磺胺药物实验、利用苯酚进行的“安乐死”实验以及臭名昭著的伤寒疫苗实验，其中疫苗实验的“死亡率高达90%”。

　　在写给杜鲁门总统长达10页的信件中，亚历山大·哈代和利奥波德·亚历山大博士将瓦尔特·施莱伯少将描述成一个令人发指的战争罪犯、一个说谎成性的骗子。随后，这封信的部分内容被公之于世。（安妮·雅各布森：《回形针行动——“二战”后期美国招揽纳粹科学家的绝密计划》）

　　陈北洋的拒医，据他本人说，是因为汉阳爱因思中医专科门诊部法定代表人李跃华的送医上门；

　　李跃华以一针苯酚，以“配制万分之5—10的苯酚溶液，做穴位注射剂，抽取2ml分别注射在两个扶突穴（左右各一）、天突穴、大椎穴，每个穴位0.5ml”，奇迹般地治好了他一家三口的新冠肺炎感染，其中包括其一度“处于危险境地的儿子”。

　　于是，瓦尔特·施莱伯和库尔特·布洛梅，这一对“纳粹帝国生物武器项目的利剑和盾牌”，也就全被纳入“回形针行动”中。

　　这正如《回形针行动——“二战”后期美国招揽纳粹科学家的绝密计划》一书的作者安妮·雅各布森所言，

　　尽管库尔特·布洛梅“曾经身处纳粹党高层并获得过金质纳粹党党章，现在仍被法庭认定为一级战犯。

　　然而，随着冷战不断加剧以及苏美之间的猜忌日益加深，就连库尔特·布洛梅之流的纳粹分子最终也被‘回形针行动’悉数纳入囊中”。

　　至于瓦尔特·施莱伯，明明跟库尔特·布洛梅“职位相当，都仅次于戈林”，“都是盟国的公敌”；

　　但得力于美国军方的协助，在被苏方羁押了3年5个月零3天后，还是连同其家人，包括妻子奥尔加、14岁的儿子保罗·格哈德以及两个已经成年的女儿，一起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成功“摆脱了苏联卫兵的控制而‘重获自由’”。